理事杨凯生:数字法币能够使全球货币体系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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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中国叫停ICO(首次代币发行)和关闭比特币交易平台的政策接连落地,引发全球数字货币交易市场的结构剧变。不容否认,比特币当前的暴涨暴跌与其通缩属性、危机后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炒家的狂热,甚至与其作为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工具等等均有关联。如何解读比特币的价格暴涨和巨幅波动?如何理解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对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潜在影响?

同时,数字货币领域最新和最重要的探讨开始转向所谓数字法币(DFC或CBDC),也就是数字化的法定货币。面对私人数字货币的崛起,背后是主权国家的央行发行“数字法币”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数字法币”发行应当遵循哪些要点?中国是否可能在此领域引领全球?如若中国率先发行数字法币,应坚持怎样的原则和考量?这又会给金融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第一财经《陆家嘴》近日独家专访了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

《陆家嘴》:目前,全球虚拟货币市场市值已接近2000亿美元,比特币的价格也在过去12个月上涨了10倍以上。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比特币的这种价格表现,以及全球数字货币市场的迅猛发展?

杨凯生:我认为比特币价格的涨落与它是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是一个问题。价格涨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合法货币,价格跌了,也无法证明它就是一种坏东西。但是它的价格如果不断地出现暴涨暴跌的情形,倒是可以促使人们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具有如此价格波动性的东西究竟能不能作为货币。

事实是由于这一轮全球低利率政策时间持续过长,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推出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导致了流动性泛滥,大家对货币的贬值存在普遍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号称发行总量既定(暗示不会贬值)、以最新技术区块链作为支撑(暗示代表未来)的一种“货币”引起追捧就不意外了。同时,由于比特币的挖矿机制,以及市场深度等远远不足,投资者的追捧必然带来价格的飙升。

然而,正如有些经济学家和不少金融市场参与者所指出的那样,比特币等所谓的数字货币价格的暴涨并不能证明它就具有什么内在价值,它的价格表现不是由其价值所决定的。因此由于监管政策的变化、投资者情绪的变化以及其他的一些风吹草动,比特币就会反反复复出现暴涨暴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倘若这成为一种常态,那它对社会生活、经济运行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指出的是,从货币的基本属性即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这三个功能来看,比特币如果真的要作为一种货币,如何才能同时具备这三种功能。

数字货币的发展仍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现在应该做的是如何脚踏实地既从理论上,又从操作性上,既从经济金融的运行上,又从政治社会的稳定上来研究、探索和把握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搞清楚的是,为什么一些所谓的数字货币容易被某些人用于逃避监管的领域。

《陆家嘴》:在这个角度看来,中国监管部门今年9月全面叫停ICO,并关闭了数字货币交易所,极大程度地限制其交易活动,确实应该说是及时的、正确的。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监管当局此举可能会造成错失良机,结果可能会拱手将全球数字货币的中心地位让于他人,对此你怎么看?

杨凯生: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据我所知中国相关监管部门较早就已经开始对数字货币进行研究,在2016年初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讨会上,相关人士对数字货币发展的前景就做过明确阐述。中央银行还专门设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集中了一批专业人士专门从事数字货币的研究。这显然是想打造一个在全球数字货币领域的领先地位。银监会等监管部门也都十分注意跟踪数字货币的发展趋势。

我认为当前的一些监管措施并不是否定数字货币,更不是否定与之相关的技术,而是对其已经引发的金融乱象进行治理,对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加以防范。我认为这恰恰可以说明中国监管部门对数字货币的理解是比较深刻的。以放松监管甚至是不监管来换取所谓的发展和短期市场繁荣,其代价一定是风险的不断积聚,甚至会导致系统性危机。

《陆家嘴》:目前,数字货币领域最新和最重要的探讨开始转向所谓数字法币,也就是数字化的法定货币。数字法币和私人数字货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杨凯生:目前对于数字法币似乎还没有权威的官方定义。参考法定货币和数字货币的特征,我认为,数字法定货币应该有以下几个特征:有主权背书,由央行发行,具备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的功能。同时,它运用了目前最新的数字和加密技术。只有具备这些特点的数字化货币才能成为真正的法定货币。

货币的功能是让交易更为便捷、高效、低成本,它应该为实体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服务。对一国居民而言,其货币不应该是投机资产。

数字法定货币的发行体系应该是智能的、有弹性的,这一点正是比特币这类私人数字货币所不具备的。当然,货币发行的智能化涉及方方面面,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似乎还不大,还需要长期的探索。

数字法币在安全性上必然要有最高的要求,否则不仅是货币当局和整个政府的声誉都会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全社会的经济金融运行,乃至政治生活都有可能陷入一种混乱。除此之外,数字货币也应该十分关注隐私的问题,因此,能够在安全性和保护隐私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应该是数字法定货币发行、使用、管理的过程中比私人数字“货币”更具优势的地方。

《陆家嘴》:对于全球央行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可能大家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发行数字法币?数字法币有哪些目前的货币和支付系统无法比拟的优势?应该不仅仅是由于出现了私人数字货币的挑战,央行才加快了这方面的推进步伐。

杨凯生:关于发行数字化法定货币的好处,首先,数字化的法定货币一旦真的使用了,那将有助于全球大幅降低使用现金的成本。

其次,不同类型国家发行数字法币,会出自不同的考量。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希望数字货币能够有助于解决普惠金融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由于缺乏基础的金融服务,全球有大约20亿人只能依赖现金进行交易,而这些人主要都在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例如英格兰银行、美联储和欧央行,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利用数字货币来优化货币政策的实施和传导机制。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例如瑞典,由于社会大众对现金使用的“排斥”,也增强了其央行发行数字法币的紧迫性。

《陆家嘴》:那么央行发行数字法币,目前来看条件是否成熟了?

杨凯生:条件是否成熟主要取决于具体目标的设定。若目标是一个整体系统的转换,那我以为条件远未成熟。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从传统纸币体系向数字货币体系转换是一项极其庞大的系统性工程,这个中间应该有一个很长的转换期。同时,目前数字货币完全替代纸币的技术条件也还不成熟,例如大家普遍看好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在目前阶段由于处理速度过慢和效率太低,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用它来替代全球实时全额支付系统是不可能的。但是,若行动的目标只是一个小范围的尝试和破冰,那应该是可以的。也只有尝试了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问题,才能更好地调整政策和更有效地改进技术。

《陆家嘴》:目前,在国际上的讨论中有一种呼声,认为中国由于其在电子支付方面的领先地位,更可能也更应该率先推出数字法币。

杨凯生:希望能够如此。这还是从国际比较上来说的,其实从国内来说,数字法定货币应该是未来各类数字货币的主流。换句话说,也许数字化的法定货币出来了,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虚拟货币就不会有目前这样的市场了。

《陆家嘴》:中国发行数字法币,应坚持怎样的原则和考量?

杨凯生:对于这一点,周小川行长早就有过论述: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交易,都应当遵循传统货币与数字货币一体化的思路,实施同样原则的管理。中国数字法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采用特定的数字技术实现的货币形态,是纸币的替代品,它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电子支付工具。更重要的是本质上它仍是中央银行对公众发行的债务,以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

《陆家嘴》:在技术路线上会如何选择?会使用目前呼声很高的区块链技术吗?

杨凯生:针对这一点,周小川行长也曾经说过:区块链技术是一项可选的技术,但是到目前为止区块链占用资源太多,不管是计算资源还是存储资源,应对不了现在的交易规模,未来能不能解决,还要看。这个说法有道理。除了区块链技术,据了解,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团队还在深入研究数字货币涉及的其他相关技术,比如移动支付、可信可控云计算、密码算法、安全芯片等等。对于央行掌控的数字货币,我想央行一定会采用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来确保数字货币运行体系的安全。这从一开始似乎就与比特币的设计思想有了区别。

另外,其他一些央行的经验也值得借鉴。例如英国央行的设计理念就是站在中央银行的系统视角,不基于区块链技术,力图实现一种中央银行控制的可扩展的中央银行加密数字货币。

《陆家嘴》:央行发行数字法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直接面向社会发行数字货币?还是通过商业银行发行数字货币?

杨凯生: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不少人现在认为数字法币的运行框架可以有两种模式选择:一是由中央银行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二是遵循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模式,仍采用现行纸币发行流通模式,即由中央银行将数字货币发行至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受央行委托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币存取贷等服务,并与中央银行一起维护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

我认为,中国在数字法定货币的第一步似乎还是应该选择第二种模式,不需要颠覆现有货币发行流通体系和货币政策制定和传导框架。这样的做法也许风险会比较可控,运行会比较平稳。同时也可以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分担成本。

《陆家嘴》:我们相信如果数字法币真正落地,假以时日一定会给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带来方方面面的深远影响。你如何评估和看待这些影响?

杨凯生:数字法定货币的发行确实会对经济和社会带来深刻影响,特别是对金融体系。当然,短期的影响取决于究竟设计怎样的数字法币框架,取决于推进数字法币的节奏以及相关技术的演进。从数字法币本身的特性来看,其发行将降低整个货币体系的成本,提高交易特别是跨境交易的效率。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

从金融体系的角度看,针对数字法币推进可能带来的影响,人民银行的范一飞副行长也有过解析:第一,货币结构发生变化,货币乘数增大;第二,实物货币需求持续下降,金融资产相互转换速度加快;第三,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有关金融交易的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第四,可能降低KYC(了解你的客户)与AML(反洗钱)成本,提高监管效率;第五,提供高效的共享金融环境,驱动金融创新。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数字法币会引发和加速金融脱媒,影响甚至重塑货币政策框架和传导机制。当然,在一旦出现金融恐慌和金融风险时,它也会加速其传导和扩散,从而加剧对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冲击。

《陆家嘴》:那么看来你也认为对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数字法币发行是会形成不小冲击的?

杨凯生:我刚才说过,如果中央银行直接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那么银行业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石也许会被动摇。而如果遵循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将会降低,甚至是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因为数字法定货币是现金的替代品,也需要有对应的专业机构服务,商业银行仍有其优势。不过,数字法币的发行可能会加剧商业银行体系内部的竞争,银行发挥期限转换功能的作用也将会削弱。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和传统意义上的账户的关联性可能减弱,这会导致商业银行与客户关系的深度变化。更加个性化的基于场景的服务会进一步成为商业银行之间竞争的关键。

《陆家嘴》: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法币会改变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改变美元独大的局面,也会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你怎么看?

杨凯生: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大规模使用法定数字货币将使跨国交易更加有效,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假以时日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需求都会增加,这也许会减少对于当前主要储备货币也就是美元的需求。坦率地说美元目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与美国经济在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分量是并不相称的。其实美元目前的地位过于强大,不仅对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使得美联储货币政策在美国国内的有效性受到了影响。因此,如果一些大型经济体数字法定货币的发行能够使得大家走向更加多元的全球货币体系,那可能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好处的。在这过程中如若人民币先行一步,那是十分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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